
1997年6月6日发行 1994年12月27日创刊
★北京市千所无烟学校的学生代表在6月1日“世界无烟日”,向全国青少年发出 倡议:“为中华之发展,为保护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做21世纪不吸烟的新一 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无烟世界”。有数字表 明,在中国目前的三亿五千万烟民中,未成年吸烟者为五百多万。
★《香港商报》报道,为了庆祝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项名为“九七庆回归 香港——北京接力长跑”的体育活动,今天隆重举行。这项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 国家体委批准的活动,将成为中国人民迎接香港回归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选定《交响曲一九九七:天·地·人》为回归志庆曲, 安排在7月初举行的一系列回归活动中演奏。《交响曲一九九七:天·地·人》由 著名作曲家谭盾所作、分“天”、“地”、“人”三个乐章。
★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就有关大陆在台湾处理核废料方面提供什麽帮助一事表明中 国的立场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台湾在处理核废料 方面遇到的问题,中国大陆愿意提供帮助。”
★《明报》报道,在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将由 目前的七名成员增至九人。八十三岁高龄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将退出政治 局常委。具体变化将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最后敲定。修改党章将被列为十五大重 要议题。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28日呼吁克林顿总统应当坚决表明,他决心 阻止国会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任何行动。克林顿在5月较早时宣布,他打算 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请求国会支持其决定。
★被菲律宾逮捕的中国渔民昨天乞求粮食和水。他们的渔船已在菲律宾岸外被扣押 了一个多个星期。被捕已有八天的这批渔民,向探望他们的记者哀求:“米!水! 他们在黄岩岛被菲军逮捕并押到苏比克湾。中国27日就21个渔民在黄岩岛海域 被捕事件向菲律宾抗议。在抗议后,菲律宾才公开这起事件。
★5月28日《文汇报》报道,海军在东海举行大规模演习,当时动员了舰艇、水 陆栖坦克和其他现代化武器。演习显示中国决心“发展”海军。国家主席江泽民上 星期在北京军区司令部发表演讲、促请军队掌握现代科技,以便打赢区域战争。
★中国政府5月27日说,港台保钓人士与日本海上防卫军前天发生冲突,日本政 府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记者会上说:“责任完全在日本方 面”26日,大约六十艘日本海上防卫军的船只阻止了台湾和香港保钓人士前往钓 鱼岛的登陆行动。
★邓後的第一个"6、4"、从晚十时起、北京天安门广场禁止行人通行。这种现象 去年没有。
★在格拉斯哥的第十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双打决赛中,组合刚半年的中国选手 刘永/葛菲不负众望,以2:1战胜了丹麦的埃里克森/托姆森,成为中国羽坛史 上获得该项目世界冠军的第二对选手。中国选手叶钊颖女子单打决赛中卫冕成功, 以2:0击败队友龚智超,夺得冠军。龚智超获得亚军。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 葛菲/顾俊今天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双打决赛中,以2:0击败队友唐永淑/ 秦艺源,获得冠军。
访记录片『天安门』的导演卡玛女士
【编者案】今天是六四天安们事件发生八周年。为此COM编辑巫丹,周毅,井上辙在东京采访了从美国赶来参加重现八年前天安门事件的大型记录片“天安门”的在日本上影纪念活动的卡玛女士。卡玛(Carma Hinton)和她的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on)是该片的导演。
![]() 卡玛·韩丁 (Carma Hilton) |
1949年12月出生。随母亲在中国上小学、中学,参加过文革,受过“劳动改造”。其父为原美国
战争情报局成员,1945年来华。1953年返美后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以此为由控告美国政府并胜诉。描述控告过程的书出版后,1971年重返中国,与分别十八年的女儿重逢。1971卡玛去美国,1976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现执教于波士顿郊区著名的威斯理女子学院。1978年与丈夫高富贵(Richard Gordan)开始记录片制作。主要作品为:
First Moon, 1987 One Villiage in China, 1987 Abode of Illision, 1992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天安门), 1995 |
采访是用中文进行的。
Q:95年纽约电影节因为“天安门”的电影,中国当局禁止张艺谋前去参加他的首映 式。在香港、悉尼、柏林电影节上,也受到种种压力。汉城的电影节因为主办单位 考虑到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最后您的电影被从节目单上删掉了。这次来日本上影, 您或者主办单位受到任何方面的压力吗?
A:任何这些压力都没有传到我这里。基本上都是中国的驻外机构直接和电影的主办 单位交涉。但是我想他们有些人也是怕事。就是说哪怕是去抗议的人,去要求电影 节撤片子的人,他个人的看法怎么样也很难说。我觉得中国一个体制就是这样的。 一旦国外有了什么事,有可能妨碍中国形象的,或者接触到中国政府的某些敏感区 了,那么驻外使馆就一定要向国内汇报。它不但要提出汇报,还要提出自己的建 议。你说会有谁提出建议说我们不理它?所以这种抗议几乎就变成了必然。问题是 许多这种汇报都有片面的夸大其词。
Q: 这次日本的组织者也受到了压力了吗?
A: 就我所知没有。当然有时这些压力还要看中方它认为有没有“效用”(leverage)。 比方说这个电影节的赞助者和中国有一定的经济关系,那么中方说话就能管用。如 果和中方完全没什么关系的,那么中国说话可能就不管用。我想是不是这次中国政 府也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呢?
Q:这部电影,中国政府不用说,有一部份民运人士对它也持很多否定的态度,您 曾说过您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那么您到底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呢?
A:我拍这部电影有一定的偶然性。一开始在运动的过程中,也就是89年的四、五 月份,美国有一些人非常兴奋,觉得这次运动轰轰热烈,很上镜头,所以有很多人 就开始要拍东西。也有人马上就跑到中国去实地拍。所以有许多小开端。但后来运 动被镇压了,有些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是继续拍下去呢?还是怎么招?所以 象这样开了头的片子就不下十几部。就有人开了头后来找我,因为我以前拍过许多 关于中国的记录片,问我愿不愿意接着拍下去。我当时非常犹豫,我觉得拍好这么 一个东西太困难了。而且我知道拍记录片的艰难,从找钱、找采访人到最后处理影 片的结构,没有几年的心血是下不来一个片子的。我当时没有这个决心。而且我以 前的片子都是在我没有小孩的时候拍的,我这时有小孩,我觉得我必须挣钱养家, 我不想再陷于特别困难的一个项目里面去。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 情是人流了血的,我就不能要钱。而我不要钱的话又没法养家,所以我就想避开这 个事情。对我来说特别困难做这个决定。我先生呢,比我的顾虑少,他觉得这个事 情这么重要,应该做。那我也是犹豫来犹豫去。有时候你知道人是一转念,很难说 是经过了怎么深思熟虑,我这个一转念可能是因为我看到美国的媒体上几乎没有一 个中国人说一句完整的话,更不用说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了。基本都是美国的节目 主持人,尤其是大主持人成为主角,而中国的人、建筑物等等整个变成了配角、变 成了场景。我就有一点看了生气。所以一转念,拍一个吧,全都是中国人,一个美 国人也不采访。一决定后就是骑虎难下了。
至于到想要拍的时候,采取一种什么方式拍,当时我觉得我唯一一点偏见就是我对 这场运动是同情的。我做这个人就是有这个偏见,我在哪个社会都是同情弱者的, 不光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一样。除此之外我对这场运动的细节基本上没有什么更 多的了解,也就是泛泛地从报到上知道一点。所以就得从头开始考虑、研究。而当 时传出来的消息有很多不准确的,有许多是自相矛盾的。从比较早的开始,我就有 这一个想法,这部影片应该包容不同的声音。在中国只有政府一家才能发言;在海 外呢,也只有极少数被西方媒界捧起来的民运明星。不是说别人不能发言,而是别 人说的话媒界根本听不见,根本不报道。我越跟别人聊,越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不同 的看法,不同的观点。 我是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不缺少热情,不缺少正义感。但是,一旦认为自己正义 起来时就正义得不得了,是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最缺少的就是对不同声音的容忍。 所以我非要把不同的声音放在一个空间,一个时间里去,让它们并列存在。这是在 一开始我就是比较清楚的。
Q: 在这部片子里,您采访了王丹,刘晓波,吾尔开希等等。您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 标准来选择您的采访对象呢?
A: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这部片子有众多的合作者。实际上我谈起来应该说 是“我们”。但是我们众多的合作者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制片过程中也有 争论。而我自己在谈话中都愿用“我”,因为我为我自己的观点负责任。我不想给 人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这部影片都是我的影片,别人都没有功劳。很多非常有才华 的人都参入了这个影片的制作,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做完这个采访 后发表时能把这一点提一下。就是说为方便起见和负责起见,我全是用“我”。
那么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些人呢?这方面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我设立好了一个标准, 那就是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要有不同阶层的人,要有不同年龄的人,做不同事情 的人。在比较相同的阶层或者圈子里面的要有不同观点的,而不要有相同观点的 人。但这种原则的实施实际上受到很多偶然因素限制的。不可能说我们找到钱后进 行几年的研究,把几百个人都了解透了,然后把每个人都比较好了后,选出最合适 的,最有代表性的,最不偏不倚的那么十几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电影的本身也就是代表了一种历史过程。先出来的人就先采访。比如说吾尔开希 九月份就出来了。还有项小吉也是很早就出来了。但是当时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 够,所以采访最初几位的时候我们的采访水平还不是很高。问题问得也不是很充 份。后来随着对运动事情的了解的更多和收集的资料的更多,对问题的探讨就越来 越深入。
另外你象刘晓波,他是六月二号广场绝食四人之一。这四个人不可能全包括。但 这四个人中必须有一个,因为这是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情节。就选了刘晓波。
选侯德健是因为他有台湾的背景。他也是后来和军队谈判撤离广场的人。总之, 这种取舍实际上是很难的。
Q:您是否试图采访过中国官方人士关于六四的看法呢?
A:我开始拍这个片子时我没有声张。因为我希望在大陆能采访到一些人,比如 王丹、丁子霖等人。等我这些采访都做完后,我通过了种种渠道去和官方联系,希 望有人能说,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根本不可能。我说哪怕你拿着按官方关于六四的评 论照字宣读都可以。那也还是不行,说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Q:有一位对中国了解不多的日本人看完这部影片后谈她的感想时说,她感到中国 是个非常没有自由的社会,政府甚至可以开枪去杀自己的人来维护它的统治。而在 六四这次运动中,学生没有一个目标,不知道妥协,内部发生分歧,学生领袖自 私。您觉得这是您影片所要表达的意思吗?
A:我不能说这些东西是意思,但这些是事实。如果说我在拍这个片子时有什么思 考、有什么经常不断地在困扰我的话,就是我总想:作为反对压迫、反抗不合理的 运动,它自身为什么常常有会包容进很多对手的特徵?
共产党发了四·二六社论就是因为它感到有人要危害到它的利益。不能容忍不同的 意见。但学生内部也同样有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事实。比如影片中有柴玲被绑架一 事,有记者问柴玲,“你认为这次绑架你的是什么人?什么原因?”柴玲说,“是 有一小撮……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地在破坏……”。就等于一张口说的就是共 产党的话,一模一样。
Q:你个人认为不认为这次学运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不懂得政治本身就是 妥协,不知道见好就收呢?
A:我不太懂得“见好就收”的含义,所以我不愿用这句话,否则自己说出来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还是愿意用“不知道妥协”。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 们那么年轻,这也是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缺少的东西。所以,我说的批评不是 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认为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我们想改变社会所做过的一切, 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去改变社会的。从这个 角度出发,我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是缺少这种妥协。甚至在谈判的技巧 上。一般来讲,你要谈判,你提出条件,你在提出条件时你就应该知道,你在达到 什么条件下可以妥协。但是学生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提出几条就是几条, 稍微退让就是叛徒。就是这种政治文化。
Q:从这部影片上看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A: 不能这么说。“没有死人”这话说的太绝对。我觉得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屠杀。如果有个别被流弹打死的,或者被坦克压死的,我们不知道。我不能负这 个责任说广场绝对没死人。问题在于那种大规模的开枪,成几十,几百人那样死 的有没有?根据我的资料:没有。
Q:死了人就死了人,不论是在广场内还是广场外。为什么您的影片中比如引用侯德 健的话说他在广场一直坚持到早上六点多钟,据他说广场没有死人呢?您想表达一 个什么意思吗?
A:政府开枪,用坦克来对付和平抗议,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都是错误的。区别哪儿 死了,哪儿没死,关系不是很大。但是作为表现一个确实的历史过程来讲,从学生 角度来讲,哪儿死了,哪儿遭到屠杀,哪儿没遭到屠杀,有一个道义上的区别。就 是说承担牺牲最大,最多的人是工人,平民和一些学生。他们是在街上被打死,打 伤的。而在广场中心纪念碑这些人他们最后采取了和部队谈判撤离了广场,而没有 遭到那种扫射,屠杀,没有。那么现在有一些人出来说:我们怎样从纪念碑上跑下 来,机枪又是怎样把我们扫回去了。甚至柴玲到去年还是前年还和美国记者说“子 弹没有选择我”。这话说得非常乖巧。就是说我是从枪林弹雨里面出来的。我面对 了射击。她在没有面对射击的情况下,她说她是遭到这种屠杀的,我觉得这是对真 正死去的人,真正付出牺牲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Q:所以您的影片要把真实的事情澄清。
A:对。而且在政府的层面上也有区别。就是说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宁愿死人也要把天 安门广场拿回来,和政府要把示威者都杀死,这两个目的是不同的,不能夸大。美 国人的一般印象是解放军从城外进来,一路杀,杀,杀,杀到广场中心。能够跑掉 的简直是幸存者。这种印象和实际上军队在向天安门推进,路上受到很大阻力,而 不惜开枪来排除阻力,一直到天安门广场,把天安们广场包围然后等待命令,最后 还接受了侯德健的撤离广场路线的等建议,我认为这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因为政府开枪了,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把没发生的事情都栽到它身上,这是不合理 的。
Q:这部影片95年出来时最受争议的就是关于柴玲的事。89年5月她在影片上说“作 为学生领袖就必须关于牺牲,敢于流血,,,这次运动就应该流血。只有流血才能 换取大众的觉醒”。但当她被问道她自己会不会留在广场上时,她说她想生存,她 是不会留在广场上的。据报道说柴玲说您的影片断章取义,误解了她的本意。您和 她都住在波士顿,您为什么不在影片中采访她呢?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呢?
A:我一直要求采访她,她全都拒绝了。
Q:没说原因?
A:她说了各种原因。一开始说她忙,我说我可以等。我就每隔2个礼拜给她打一 次电话。后来她乾脆就说我不想接受采访。我说为什么呢,她说纪录片不能表达真 实。但她在“移山”那部影片中接受了采访。
Q:作为土生土长的您来说,您拍这部片子会和其他美国人拍这部片子会不同在什 么地方?
A:我也很难说别人拍出来就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谈一谈有些美国人对中国事情 的看法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拍的片子。比方说一些美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社会的各种不 同意见,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有讨论也是应该的。 是司空见惯的。但他们不把中国人之间的争议看成是争议,看成是值得注意的,看 成是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的,而总是认为是混战一场。当然中国人有这个毛 病,但不是全部。美国人爱把中国人之间的争议看成是互相埋怨,互相嫉妒,而不 愿意深入地研究到底这些不同的意见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中国人之间的分歧就根本 没有尊重。那么拍起片子来就很可能对这点忽视。
Q:作为一名导演来说,当然您想让越多的人来看您的电影越好。假如说有的话, 您有没有最希望什么样的人来看您这部影片?
A:就是说如果我有十张票,我会给谁?我希望美国的观众来看这部影片。因为他 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中国人不见得都看。中国人很懂得自己的事情。当然我也 希望给中国人看,而且我还作了一个完全的中文版本,采访版本全是中文,解说词 是用中文念。因为我想这也是中国人自己争议自己国家的前途和改变社会方式的这 样一个记录。这种争议还会不断继续下去。
Q:今年3月香港出版了这部影片的中文解说词的稿本。这本书据说成了带到中国 大陆的畅销热门禁书之一。您知道这本书有没有在日本出版日文版本的计划呢?
A:我不知道。
Q:再过一个月,香港就将回归中国。您认为这部影片7月1号以后还会在香港上映 吗?
A:我不好估计。在7月1号之前已经播放了。那就是一种现状。中国不是说要尊重
香港的现状吗?那就看它尊不尊重现状了。我是希望能放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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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5月31号到7月4号在「Box 东中野」上映。每天上映时间为12:10; 3:50和 7:30. 「Box 东中野」在总武线的东中野站的西口北侧。电话是:03-5389-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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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民间私下流行《天安门》
【本报专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最近获知,由卡玛与高富贵这对中国通美国夫 妇於九五年底制作完成的纪录片《天安门》现正在大陆民间悄悄流行。湖南长沙一大学教师近日在电话中告诉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说他曾看过《天安 门》的录影带。後来由该中心所作的调查发现《天安门》正在大陆流行。北京著名 民运人士刘晓波的太太刘霞看过《天安门》录影带,深圳原北京学生领袖邵江的太 太张晓红看过《天安门》录影带。另五月十三日江西省一名姚姓大学一年级学生也 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看过《天安门》的录影带。张晓红更表示,现在深圳一到黄 昏,到处有小孩在卖《天安门》解说词及对白的书,虽然要价人民币一百元但仍非 常抢手。
据出版《天安门》此书的《明镜》出版社负责人何频表示,此书三月份才推出,但 销量已超过五千本,现正在赶印第二版。故除在香港畅销因素外,有人将此书偷运 进大陆贩卖也是此书销出极多的原因。
北京、湖南、江西、广东都发现了《天安门》录影带。至於看了《天安门》录影带 後有什麽感受,那位姓姚的大学生告诉《美国之音》,他八九年六·四时才十一 岁,当时从政府的宣传片看到个别解放军被杀时,他被宣传鼓动而倾向支持政府。
现在长大了,在看过《天安门》了解到「六四」的起因与真相之後,才感觉到政府 绝对不应开枪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但他又相信,当时的学生也确实犯了许 多错误。
〈二〉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 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 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 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 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 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 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 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 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 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 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 ——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 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 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 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 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 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 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 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 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 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 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 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 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 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 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 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 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 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 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 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 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 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 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 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 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 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 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 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 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 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 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 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 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 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 ,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 ,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 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 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 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 ○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 研究——到这时侯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 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 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 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 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 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 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 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 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 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 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 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 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 (一九三五·五·二十)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 ”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 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 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 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 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 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 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 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 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从书、诗词曲等,我都 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 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 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 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 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 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 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 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 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 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 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 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 “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 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 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 ”,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 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 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 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 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 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 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 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 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 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 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 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 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 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 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 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 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 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 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 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 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 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 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 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 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 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 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 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 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 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 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 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 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 “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 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 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 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 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 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 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 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 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 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 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 ,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 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 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 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 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 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 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 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 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 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 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 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 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 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 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 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 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 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 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 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 ,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在 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 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 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 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 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 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 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 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 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 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 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 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 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 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 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 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 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 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 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 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 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 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 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 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 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 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 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着对肺结 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 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 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作者按:本文的内容绝对真实;但因为是十多年以前的事,难免有记错之 处。伟人曾云: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照晓纪的理解此语录的意思就是:记 错了也是罪;为免诸位看官的罚,先自判50大板,由儿子执了刑。★
四月末的阳春,正是北方踏青赏花的好时节。班长了解到有不少人企图利用“ 五一”的短暂休假进行各种勾当,于是便早早地计划了龙王塘一日行。大伙喝完用 卖研究生考卷标准答案得的钱买的啤酒时,已是4月28号傍晚。我对自己说:此 时不撤,更待何时。当夜便窜上回省城家乡的火车。
到家时是清晨,小睡了一下后便去执行看女朋友的主要任务。分别数月,如隔 数秋,自有一番缠绵。等想起该回家的时候已经是近半夜12点了。老娘开门时颇 为唠叨了几句,而我已是困得打雷都充耳不闻了。
再起床已经是11点,本想再去找女朋友玩,但想到她也是进步青年,刚工作 一年多,总耽误也不好。正想打电话找别的朋友玩时,电话铃自己响了,抄起电话 还没等我说话,那面先传来了 好朋友C君的气极败坏的声调:晓纪吗?好小子,你 倒在家呆的稳,你导师到处找你呢!
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我和C君到底是怎么变成好朋友的。既不同系,又不同 级,也没有太多共同的爱好。唯一可疑的是小时候爸妈为了让我不下乡,曾逼我学 了1年多的小号。虽无大成,但伴奏个“延安颂”、“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的还 是绰绰有余。在我们大学小号属稀少科目,所以常有别的系找我帮忙。我清楚地记 得曾在C君系的乐队里看到他抱小提琴做沉醉状。我与C君在乐队相识后不久他就 毕业了,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所以研究生和我同年,恰巧又是对面房间。当我惊讶 地发现他的女朋友原来是他们系拉手风琴的,感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时候,C君 已成为我们寝室的“名誉成员”了。
导师自然没有找我。慌张的是C君本人:他们班也出去春游,春游少不了音 乐,音乐少不了录音机。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挺敢花钱的“非大款”借了个四喇叭录 音机。听了靡靡之音,跳了舞,玩得还算是尽兴,回到宿舍时主管娱乐的副班长C 君傻眼了:那价值250元的录音机不见了!
诸位看官,晓纪绝非被鲁迅鲁大爷早已批倒批臭的“九斤老太”之流,但其时 乃1986年:先富裕的人称万元户;大学毕业还只挣560大毛;我等没有工作 经历的,虽月收46元,但偶尔搀了,还敢哥儿几个凑凑,到相当于东京“东天 红”的“山水楼”去小撮一顿呢。如果我说的这些您全不懂或都忘了的话,您可以 简单地将当时的四喇叭收录机理解成秋叶原免税店LAOX的Kenwood最新式卡拉OK 影碟音响带一25寸彩电。
丢了人家的东西得赔。但是创收的路子实在少的很:也就是卖卖研究生英语标 准答案和替人少的实验室打扫卫生之类。研究生一年只考一次,实验室打扫卫生要 等爱国卫生月: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当班里的其他同学还在争论是否轮流去帮后 山的果农挖树坑挣钱时,C君偶尔从当天的日报上广告栏里发现了小金矿:“省城 歌舞团巡回演出两周”。
我的大学依山伴海,环境幽雅,地杰人灵,唯一令人不满的是离市中心太远, 文化生活贫乏。才子佳人们双双地去市里看演出,看时心潮澎湃,看完问题来了: 八点半以后公共汽车(出租车好象几年后才普及的)只到途中!还有数公里只好 走。路远不说,有一段黑的要命,似乎还出过强奸杀人案,所以一般都是高兴而 去,败兴而归。慢慢也就少有人去遭这个洋罪了。因此“五一”“十一”的时候偶 尔来个把2、3流的歌舞团什么的,总是场场暴满。
C君从省城歌舞团几个字联想到我老爹是省城文艺界负点儿小责的,于是立即 找借口借来导师的题目帐本,假公济私给我打长途。我们俩在电话中将计划初步完 善:请歌舞团去学校演出,卖票挣钱还帐。
晚饭时大致把窘况和老爹说了一下。老爹在官场沉浮多年,深谙“将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等官学的基本原理,特地利用“五一”找那个巡回演 出团的顶头上司写了条子。休假一完,我便怀揣“尚方宝剑”,匆匆赶回了学校。
这次省城歌舞团巡回演出的主办单位是警备区,演出的剧场自然是警备区俱乐 部。回学校的第二个下午,我和C君去与演出团谈。去之前做了调研:学校的礼堂 共1385个坐席,当时的行情一张票最贵可以卖六毛钱;去掉各种消耗和应酬 外,一场想挣250块钱的话,必须将演出费压在450元以下。团长叫姜放,身 材不高,待人和善,相貌英俊,神情略带一点忧郁,一口我老家的地方口音与普通 话完美结合起来的、军区和大学及其他的“大院”里流行的“大院口音”,一看就 是艺术家的样儿。他看了一遍条子后对我们说声请稍等,便一边喊着老李,一边向 后面走去。
警备区俱乐部的建筑略显老旧,虽是两层,但二楼是招待所兼临时宿舍。演员 们也住在二楼;那时演出似乎还没开始,昏暗的走廊里有人走来走去,从我们站的 楼梯旁的大厅可以看到门开着的房间里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靠近大厅的水房里伴 着洗衣服的水响有人引吭高歌。我看出C君不屑的神情,正想为住处寒酸的艺术家 老乡们辩解几句时,老李和姜放一起回来了。
老李有六十左右,外表和姜放相反,一看就知道不是艺术家。姜放是怎么介绍 老李的我事后和C君论争多次,他倾向是李书记,而我认为根本就没介绍。但他的 真正头衔我们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才达成共识的:经记人!老李在出现 的同时便牢牢把握住了谈话的主动权:首先问候老爹的身体,然后惊讶我长这么大 了,并讲了二三真假待考的晓纪儿时的生活小节。我又是不好意思又是着急谈正事 时,老李已流畅自然地讲明了演出费的底价:650元。
这可要坏事。由于解决困难的办法是从挖树坑转向搞演出的,我的脑子里总是 转着艺术家帮C君们抡大镐的场面;恐怕“尚方宝剑”中也好没将我们的困境说得 太清楚。C君和我急急向姜放和老李讲着我们的困难:剧场小;票价卖不高;领导 工会车队等都要答对;主要是为了活跃学校气氛,不是为了挣钱云云。我们的语无 伦次与老李的行云流水恰成鲜明对照,趁我一顿时,老李象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掏出 几张票,递给我:“想活跃气氛看演出,好办,这几张票你先拿去,不够再找我”。
屈辱是红色的。它多半写在我的脸上。我强忍着不说话,免得和老李吵起来。 姜放大概也感到老李有些过分,打圆场说让我们先回去,他和老李再跟大伙商量商 量。我们灰溜溜地向外走,下楼梯转错了一个弯,等明白过方向来时,我和C君已 经进了剧场。即来之,则安之,我们找了个空座坐了下来。
演出已过大半。台上一个劲歌歌手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正在唱一支悲伧的 歌,曲名叫“萝拉”。四年后的中央台元旦晚会,原唱的日本歌手西城秀树重唱这 首歌,我那时曾奇怪地发现这原来是一首很普通的歌。最后的压轴戏是女高音独 唱,演员是我们省城有名的张晓梅,她唱的是台湾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一样的 月光”。这首歌以平淡无奇起,如登南京中山陵一般,数蹬一层,缓缓踱向高处, 到了制高点,便徘徊不下,再三不竭,另现一番风光。张晓梅是京剧演员出身,功 底扎实,曲中低回处真切感人,高亢处回肠荡气,加上歌舞团自备的进口音响设备 助阵,坐在后排的我感到歌声从后墙上弹回来砸到后背上。
走在退场的人群中,C君突然冒了一句:要不还是挖树坑吧。
第三天我和C君如约给姜放打电话。本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可当俱乐部的 看门老头去找姜放时,我的心脏不知为什么突然嘣嘣跳了起来。终于姜放的“大院 口音”在电话里响起来了,果然是和蔼可亲:“和大伙商量了,我们下礼拜六去山 东,礼拜五晚上有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到你们那赶个场。费用就照你们说的 办吧。”
这突然的峰回路转使平时很是不睦的C君班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团结就 是力量”这句真理的力量:班长带几个人去跑工会,联系礼堂;C君带另一帮人卖 票;丢收录机的主要责任者N君负责走上层路线;下一期的班长候选人S君联系车 队。到星期二的下午一切顺利:车队没问题;票的销路极好,C君卖的高兴,不小 心把自己的票也买了。
星期三上午工会方面出了问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娱乐活动只能在星期 六和星期天搞;在其余时间搞要院领导特批;院长是最好说话的了,一般都批;这 次不知为何院长没批!看到C君再次语无伦次,N君微笑说这事交给我吧。几年后 为倒卖台湾计算机,用美人计将海关的有关人员玩乎于股掌之间的N君这次用的是 瞒天过海计:礼拜三下午院长到市里参加政治学习,这时去找原来的辅导员,现在 的院长助理。时间紧迫,不知就里的老辅导员没有理由不批准优秀学生的正当请 求,等院长再发现时已是为时已晚了。好在院长是科学大家,不与我们一般见识, 中了计也没有太多追究。
几乎是万事具备了!演出7点50开始,我5点多一点就坐拉音响设备等道具 的大卡车先去了。另一辆大客车是班车,要送了回家的职工后才能接演员,由办事 稳重的下一期的班长候选人S君带路。六点不到我就到了。演员还没卸妆,看到卡 车来了一起动手,一会就装完了。六点,六点十分,六点二十,我一遍又一遍地看 表,心里想着大客车要是出了车祸就全完了。六点二十八分,S君的身影终于出现 俱乐部的小门旁,我赶过去,与S君热烈握手,如老友久别重逢。八年后,我们真 正久别重逢,事业如日中天的S君开着自己的“奥迪”来接我,我们在候机楼大厅 再次热烈握手。在S君装潢的超过五星级宾馆的家里,我们重新评价了这次商业活 动,以进出口为主兼做多样生意、年营业额近千万元的S君对它的启发意义予以充 分的肯定。
晚开演了十分钟的演出紧紧吸引住了观众;除劲歌歌手和张晓梅外,还有两位 给我留下了印象:一位看长相不到二十,看打扮和台风都是学的当时红极一时的程 琳,唱的歌自然也有“新鞋子,旧鞋子”。小姑娘好象腿在哪儿碰了一下,走路有 点困难;后台凳子少,看她唱完了C君站起来让座,小姑娘娇滴滴地说了声谢谢, 绕过C君一屁股坐到了弹电子琴的中年男人的腿上,一瞬间我想他们是亲戚,但马 上从大家见怪不怪的样子中明白过来,心中暗叹:到底是艺术家。另一位年近四 旬,年轻的都叫她老师。她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字正腔圆,一开口便博得 满场掌声;听见掌声站在离张晓梅不远的C君清楚地听见她嚷:这才叫艺术!而帮 主攻小提琴兼攻作曲的姜放拉大幕的我却听见他嘟囔了一句:又差了半拍!
避免了学农劳动使我得到了C君班包括女同学在内所有同学的亲切微笑。不幸 的是在我适应这种被尊重的良好感觉之前人们先忘记了重复不断地表示它。我感叹 世态炎凉的同时却也不得不立即回到数点一线的单调生活中。实验、计算、写论 文、找工作、答辩···一直忙到毕业。毕业后我回了省城家乡,在一个实力雄 厚、历史悠久的建筑设计院找到了工作。工作不久,我便养成了每天学习报纸、关 心国家大事、了解世界新闻的良好习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又从新来的报 纸中发现了令人愤怒的消息:“歌星毛阿敏在哈尔滨巨额偷税”。
毛阿敏是我崇拜的歌星,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匆匆通读了一遍消息,对事实 真相有了基本了解:毛阿敏真不愧是巨星,一场演出的税钱就相当于我数年的工 资;她虽有毛病,但是主要当事人是她的男朋友和另一个被称为“穴头”的人;如 无人告发,那“穴头”也将获巨额收入。“穴头”是生词。查了查手头的《新华字 典》,没有。这时“桥友”L君来电话挑战,我答今晚血战到底后,给老婆打电话 请假,并顺便问了问穴头是什么意思。老婆的简洁回答使我心惊:“穴头?你就是 穴头。”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上个季度的奖金少交了50块钱的事老婆发现了?桥牌 也不敢打了,下了班我赶紧回了家。老婆见我回来得早还有点奇怪,见她心情不 坏,我又追问了一下穴头的意思。老婆白了我一眼说:“你真不懂?就是专门联系 演出、买票挣钱的!以前你们不是也干过吗?”
再没有见过歌舞团的哪些演员。张晓梅有一段曾红得发紫,九十年代初在中央 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露过面;但从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有小道消息说和一个化 妆品公司的老板如何如何。不知她现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过着这种回首望度年如 日,向前看度日如年的日子。
读了这篇报告文学节选,非常激动。我从小在马栏河的南端伴随着海风长大, 马栏河从北到南横穿大连市区,河的南端是入海口。三十年前,那儿有一片很大 的盐滩,马栏河的入海口处终日平静无浪,河水根据海潮的涨落时而深时而浅,河 畔成了小夥伴们玩耍的乐园。在那河口,沙滩和盐场,留下了无数儿时美好的回 忆。
不记得具体是何时了,也许是念小学的时候吧,盐场成了垃圾场。河两岸 的发电厂,化工厂残酷无情地向河里排泄了大量工业废水,废物。不知不觉中,上 游下来的马栏河水也变成了黑色。没多久,马栏河就成了大连闻名的臭水沟,终日 散发著难闻的气味。多少年过去了,原来的盐场及垃圾场被填海造陆,建起了有名 的大连市体育馆,现在又兴建起了大连会展中心,脱胎成为漂亮的大连一景。而马 栏河却好久也没有摆脱「臭水沟」的恶名,曾有过给马栏河盖上盖儿的治理方案, 不知怎么也没弄成。去年听说马栏河被治理好了,不仅除了臭,而且还被建成了公 园。我好一个不相信。回去亲眼见到了马栏河不仅成了公园,而且河上竟然可以划 船游玩了,不由得感叹这个奇迹。原来,这项工程是以挖空河中腐臭污泥然后引海 水入河而完成的。别提这项成就给大连人带来多少愉快和自豪了。
现将下文推荐给各位朋友,有机会也请读一读陈祖芬的原著。与我一起分 享一下大连市民的快乐,如何?
大连是渤海湾畔的一座沿海开放城市。近年来,大连市长薄熙来和他的同事们 让大连来了一个大变化。陈祖芬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就反映 了这个变化。这里节选的就是其中的一节。
诗是属于热血青年的。热血减少了,或者心灵先老了,就没有了诗。世上不少 事情都是用技巧可以做到的。用技巧做不到的,是诗。不是那种辞藻堆砌的 “诗”。是纵心里喷薄而出的诗,是把生命融在其中的诗。这样的诗,萌生在心里 就是火焰,书写在天地上就是生命。
薄熙来的诗从金石滩写到了大连市。如今大连人均拥有公共草坪7平方米,一 位台湾客商说,车跑在大连的道上,好像骑马奔驰在草原上。薄熙来的诗是:把大 连建在花园里,而不是把花园建在大连里。是大连开发前全部绿化,而不是大连开 发后再一步步绿化。白天,大连的街道在绿草坪间像阳光一样辐射。夜晚,大连中 山广场草坪上,各色灯光映得璀灿迷离。人民广场的草坪上,低矮的草皮灯照出典 雅雍容。薄熙来说现在出去招商,还不如让外商到大连来看一看。有人笑道:现在 外商来一个团,就撂倒一个团。
薄熙来刚当市长要铺草坪,大连百姓也以为他是高干子弟瞎花钱,戏称他是 “薄小草”、“薄熙草”、“草市长”。大连火车站贴了一张画,画薄熙来背一个 书包走出北京火车站,有人问怎么背个包回来了?薄熙来说我把大连卖了。
种植引进的草坪,要先喷一层硫酸铜粘合剂,一喷就是一层绿色。百姓们越发 嘲笑薄熙来:草长不出来,就涂点绿色,就这么给我们种草?这就是薄熙来的熊 招!等小草长出来他们才恍然大悟。
古往今来,任何想创新的人,都可能蒙怨受屈被烧死累死穷死苦死。从金石 滩走出来的薄熙来,精诚所至,感动了老天爷。原先大连一直缺水,薄熙来种草 后,隔不几天来一场雨,而且专在晚间下雨,不耽误白天干活。好像薄熙来能给大 连带来水,他的名字里有九点水,而“9”这个数字是个满贯。当然这是戏言。不 过,几次他去大连郊县瓦房店、普兰店抗旱,他人一到,雨就跟着到。人说以后只 要有旱情就请薄市长去。
老天爷帮着薄熙来浇水,看着草一点一点长大,一天一天变化,就好像看着 自己的儿子会笑了,会认人了,会摇摇摆摆地走路了。
小草在微风中摇摇摆摆地长大了。
草坪笑出一脸阳光。草坪笑个清纯,笑个无邪,笑个甜蜜,笑个稚态可掬。 百姓们没有人会往草坪上一个纸团——想想,你能往一个洁净可爱的宝宝身上 扔纸团吗?
洁净莹莹的草坪,带来洁净莹莹的心灵。
草坪成了大连人的宝贝,也成了外省市想学的“熊招”。薄熙来对手下的人 说:下一步,培育草耔,技术输出,卖草。大连百姓开玩笑:大连有四宝—— 服装节、马家军、万达队和熙来草。而薄熙来,好像把草坪搬进了他的办公室,立 在进门就能看到的最醒目的墙上——那是一幅可爱的书法:“大连变绿我是 花,大连长高我长大。”落款是“桂子10岁”。薄熙来望着这幅大字,就看到了 绿绿的草坪,闻到了清清的草香。草坪上的喷头,喷出一道道弧形的水柱,像舞起 一幅幅白色的纱绸。草坪上的鲜花在水柱的舞动下快活地抖肩下腰,跳起最美的花 的群舞。花们簇拥着,托起了笑成一朵花的大连小姑娘,桂子。
1996年9月6日23点,薄熙来站在大连马栏河边询问当地百姓的意见 (午夜是他视察工地的常规时间)。河畔是草坪、鲜花,鲜花、草坪。草坪一侧的 假山,被射灯照得像紫色蓝色绿色各色的宝石山。就觉得这里什么故事都可能发 生。如果是白天,河里有很多彩色的胖胖的游船,叫我想起鲜艳的胖胖的金鱼。因 为岸上总有一些人围着河看,就像看一个硕大美丽的金鱼缸。偶尔发现河里有一只 白色的塑料口袋,就有人拿根长竿下去捞,塑料口袋象个小妖精似的想逃,那根长 竿紧追不舍。
我原来知道,在大连,市民的事就是市长的事。我现在知道,在大连,市长的 事也是市民的事。
马栏河原先是臭水沟,岸边的百姓夏天都不敢开窗。不过马栏河边一直这么 臭,大家习惯里好像马栏河当然是臭的。薄熙来不去治理,也没有多少人会说他。 如果简单治理,更没有多少人会有意见。这一年头三个月,清了马栏河120万立 方米的污泥。如今马栏河成了大连的旅游景点。6日夜里,两岸的百姓听说市长这 天夜里又要来,就一定要等着见市长。上千人站在河边,像站起一道护河的堤坝。 10时30分,市政府工作人员怕市民等得太累,故意让灯黑了,想让市民以为市 长不会来了,回家去吧,市民怏怏地往家走。但是为什么工作人员还在那儿呢?是 不是市长还可能来?市民又开始往回走,又走成了几百人的长堤。直到11点钟, 大家的眼睛全亮了——薄市长来了,他们要当面感谢市长!
任何,
为老百姓鞠躬尽粹的人,
老百姓不会忘记!
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即将于今年7月1日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历 史中的一件大喜事,是迈向祖国统一的一大步。为庆祝这一盛事,在日本关西地区 的各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和在职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将联合举辨一场大型庆祝 晚会。
晚会将由庆祝讲演和文艺演出两大部分组成。由关西地区的中国人和日本友人 将联肋为nJ献出一场以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
香港回归不仅是对中国,对日本、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 响。
为祝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为促进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让我们借此机会欢聚 一堂,共同度过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良霄吧。
时间;1997年7月1日(星期二) 19:00~20:30(18:30开
始入场)
地点:大阪国际交流中心 大礼堂
大阪市天王寺区上本町8丁目2番6号(电话:06-772-5931)
交通:地铁 谷町线或千日前线「谷町九丁目」站下车,徒步10分种
近铁 「上本町」站下车,徒步5分种
节目安排:
1. 庆祝讲演(19:00~19:25)
2. 文艺演出(19:30~20:30)
参加资格:以留学生为中心的中国人,以大阪市及大阪府民为中心的日本友人
定员:1000人(其中日本人300人,要事先申请)
参加费:免费
申请方法:
日本友人:用往返明信片向事务局申请
邮便番号 560 大阪府丰中市待兼山町1-18-C211
香港返还祝贺大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留学生:向所在学友会申请
COM的读者可用E-Mail直接向事务局申请
问讯处;关西中国人留学生香港返还祝贺大会实行委员会事务局
卢 存伟 事务局长
Tel:010-028-6498 Fax:06-850-6341
E-mail:lu@inolab.sys.es.osaka-u.ac.jp
主辨:关西中国人留学生香港返还祝贺大会实行委员会
(大阪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大阪府立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神户地区
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京都地区中国人留学生联谊会,关西地区在职中国留学人员
联谊会,龙谷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 大阪市立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 ,和
歌山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奈良地区
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关西学院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大阪产业大学中国人留
学生学友会,滋贺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京都工芸纤维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
会,近畿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关西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学友会,三重地区中国
人留学生学友会)
后援: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大阪府、大阪市、大阪国际交流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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